如果不发生“意外”，34岁的研三学生谢鹏将在12月中旬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毕业，找一份比本科毕业时更好的工作。但是，11月23日，他倒在了学校自习室里再也没有起来。死亡证明书上写着“心源性猝死”。
谢鹏去世后，父母翻看他与导师董天文以及同学朋友的聊天记录，发现儿子的“疲惫”和“煎熬”。在谢鹏与同学、朋友的聊天中，谢鹏多次提到“我现在一个人就是一支军队”。按他的说法，导师很严，安排了大量工作，自己每天都在“干活”，还吐槽还倒贴费用做研究，最后导师还让他延期半年毕业。而同学则告诉记者，他们认为谢鹏已基本具备按时毕业的条件。谢鹏与导师董天文的聊天则显示，董天文就将自己课题中的多项工作交由谢鹏承担，例如资料查找、撰写课题材料及制作PPT、课题组发放福利、帮助课题组其他成员做实验、出差等。在生活方面，打扫老师办公室、早上给老师烧水、给老师送烟、去老师住所拿衣物等等杂活他都得干。
11月23日凌晨2点32分，是谢鹏电脑最后一个文档保存的时间。他今年5月身体不适，医院检查“冠心病心律失常”，他曾在和朋友聊天中提到，向导师请假未获批准。6个月后，谢鹏猝死后，家属认为系导师分配过多任务“压垮了”谢鹏，并已委托公益律师贾方义、郭乘希律师，准备起诉校方和导师。12月4日，红星新闻记者前往土木工程学院院长室，询问有关谢鹏猝死一事，院长未予以回答。红星新闻记者通过多渠道联系董天文教授，均未获得回复。
又是一个善良，老实的孩子遭遇定向压迫的不幸事件。这类悲剧这些年在不断上演，似乎是看不到什么可以完全杜绝的方法。读研的时候，尤其是读这种实验型学科，作为一个研究生，最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，学生的利益和导师的利益并不一致。
研究生毕业有两道门槛：院校的门槛，导师的门槛。现在的问题就是导师的门槛太高，已经成为学生毕业的绊脚石。院校的门槛设置相对合理。靠自己努力读上研究生的，哪怕导师一点儿不指导，只要不是特别水的，参照毕业标准，请教请教师兄师姐，自己再摸索摸索，基本都能把自己搞毕业。
难就难在导师的门槛：导师水平高给指导还好，毕竟名师配高徒，要求高也可以理解。可偏偏有些老板，自己狗屁不是，还天天瞎指导，给学生下指标；还有那种虽然水平可以，但让学生用两年时间给师兄师姐打下手或者做横向的，最后到学生快毕业时来一句：“你离毕业标准差得很远，要抓紧做啊！”。这样的结果就是学生忙活了小两年，发现比自己混、过得比自己舒服的室友同学都顺利毕业找到工作了，结果自己还在苦苦挣扎。
混子导师指导论文的经典套路、有的导师是不会认真看学生论文的不仅不看，而且还会上来就给学生亮出一个自己写论文的套路。美其名曰论文的构架。导师自己的构架，不过是导师自己的逻辑而已，他不指导你，你自己写的论文，当然有你自己的逻辑，逻辑提炼的精要了，自然也有你自己的构架。可是套路的导师可不管，上来就是你写错了，你必须改成科学的（他的）构架。好家伙，这你就改吧。实际上，导师只是没看你的论文，而且也不想看。等你一个字一个字把你的整个论文目录都重新改成他认可的构架，实际上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按照他完全不费脑子的思路，给他讲了一遍。
这里说你写的不好完全不行摇身一变改成自己论文当然，你说你论完全按照老师的要求改了，难道自己写的就真的一无是处么。还真不一定。导师有时候说你写的不对，那是因为他认为你没有按照他的经典套路改。当时，他心里也会默默的把你的闪光点改成符合他的构架而且成熟的论文。问题是，他不告诉你。毕竟你不也自己得按照他要求改么。有意思的就来了，这头你按照他的完全不合适的构架，辛苦的改出来他能看懂的无脑论文。他自己悄悄把你原始观点自己发论文了也不是没可能。
.也不是每个老师都有长效坚持的能力，能突击就不错了。并不是每个导师都是因为长效坚持，刻苦努力，在自己的领域成为的专家。就算是真的成为专家了，科研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。真的遇到一个实打实教专业的导师太难了。大多数导师的成长轨迹也就是一两步。在一个人和时代共同成长的好时机，做着按部就班的工作，各种职称成果被时代的大浪放大，被带到了一个高度。功成名就之后，导师们自然也不是忙学术，而是忙资源和人力。他也不研究，他也不坚持，但是他可以开会啊，可以和人讨论啊，可以理解什么是最容易出成果的方向啊。确定了方向，马上资源，然后就是忽悠学生出人力了。可能在学生的心中，就想问导师为啥总是突然找到一个方向，突然就让自己突击。是不是不在意自己。实际上，他也是在决定让你突击之前的前几天才知道的这个方向啊。
年，疫情重压之下，我国研究生教育再度祭出了扩招的法宝，试图以此应对严峻的就业形势。不过在18.9万人扩招的大手笔下，研究生教育的弊端也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公众面前。八九十年代的“天之骄子”们，如今正被抑郁和劳碌困扰着。近日，教育部公布了一则对全国人大建议的回复信，信中提到，人大建议“改革我国对博士生、硕士生毕业考核体制，给予导师决定博士生、硕士生能否毕业的自主权，释放研发能量”，教育部对此将充分采纳。
教育部的这个举措，被媒体解读为决心“强化导师负责制”，进一步将毕业的决定权移交到硕导、博导们手中。坦承来讲，人大的建议、教育部的考虑，并非无理。一方面，多年来，我国研究生教育一直存在着过“水”的问题。年，北大博士毕业生翟天临在直播中，询问网友知网（国内最权威的学术网站）是什么，引发了所谓的“学术门”。的确，拥有博士学位，却不知知网、论文是何物的翟天临，给中国教育打了一记结实的耳光。毋庸讳言，如今的青年学生中，确实有不少，是抱着混日子的心态，过完研究生两年、三年或更长时光的。这样一种教育的弊病，当然是要谋求革除的。但问题正在于，人大、教育部给出的药方，即强化导师负责制，能否药到病除？答案且先存疑吧，不如让我们先来看看研究生导师制自身带来的结果。近年来，研究生不堪重负，迫而自杀的新闻，屡屡曝光。去年8月，浙大博士王某蕾在寝室内烧炭自杀身亡；今年5月，中传硕士生黄静怡跳楼身亡
就在前不久的9月19日，南京大学博士卓某也以跳楼的方式结束了生命。综合上述新闻报道，读者不难发现，无论研究生自杀者们的个人原因多么特殊，但舆论的矛头、亲朋的伸冤却总是指向他们的硕导、博导。在浙大王某蕾的案件里，博导戴某已是众矢之的，他曾亲手写下不再骚扰王某蕾的保证书，这是怎么洗也洗不掉的禽兽铁证；根据黄妹的爆料，黄静怡的自杀，与学业无法完成、硕导不行方便多少有着联系
至于9月自杀的南大卓姓同学，导师虽在表面上撇清了关系，但却解释不清卓同学为何要去参加所谓的“身心灵”课程。上述三位同学绝非个例，正如王某蕾案的相关问题下，一位匿名的知乎网友所爆料的那样，“同样一流大学，同样是女博士，同样的遭遇。还没有到肢体接触的地步，我已经被逼迫地崩溃了。”在回答结尾，这位女博士甚至写下了“求学不为娼”的悲号。
在部分导师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眼中，研究生自杀的唯一可解释原因，就是新一代年轻人的“心理脆弱”。他们自满于下述这样的解释，并从中获得一种“老成”的优越感：现在的年轻人，从小娇生惯养，一点儿波浪都经不起。我们当年吃过的苦，他们现在还能吃吗？这样的遁词无比荒谬，因为他们恰恰忽略了当代中国教育的最大现实：学术市场化。学术市场化的大背景下，导师作为研究生连接外部资源的主要渠道，自然掌握着学生们的生杀大权。在市场逻辑的经年浸泡下，所谓资源互换、“平等”交易的观念已经深入导师们甚至是研究生的潜意识中—
在导师看来，我为你提供学历、实习、工作，那么你理所应当地回报予我若干对等的东西。可那些还未进入社会的黄毛小子、黄毛丫头们能提供些什么“对等”的资源呢？答案不言而喻，男生最可能提供的是钱财，女生最可能提供的便是身体了——这也是为什么，研究生导师性侵频发的原因之一。
最后：我的博士导师今年37岁，副院长，我是他第一个博士，在我们所长力荐的情况下，我义无反顾的靠了他的博士，很荣幸一次考上了。考上之后，我的同事，领导以及老师都觉得我捡到宝了。当时的我也是这么觉得，我为了专心读博士，义无反顾的辞了即将升职的国企工作。一开始导师是表现的对我很器重，我心理想着我一定不能让他失望。于是，在开学的第一月，我通宵给他写项目，十月份一个月我写了两个项目本子，参与两个项目申报。这些我都无怨无悔，甚至乐在其中。我是跨专业考的博士，我很努力入门，但是均入不了导师法眼。他给我的任务越来越多，对我越来越爱搭不理。我的压力越来越大，特别是最近，我感觉自己快要疯了，天天失眠。
我原来对导师的期望很大，希望他能帮我引荐人脉，推荐工作，在科研路上帮助我。上了博士后，我发现他一条都不会帮我。因为我毕业后对他没有任何利用价值。他37岁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，他的目标是优青，是杰青，是以后校长的职务，而我只是给他打工的人，他一开始选我或者只是为了我们所长的人脉，现在我辞职了，没有任何利用价值。昨天终于醒悟的时候，我今天一天一篇文献都没看，看不进去，到现在也睡不着。你问我后悔吗？不后悔，我不敢后悔呀，我怕我后悔了，自己撑不下去了，我还有那么漫长的路要走。我不敢想自己几年能毕业，毕竟他第一个硕士四年半才毕业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他。奉劝各位，读博需谨慎，一定要选好导师，一定要选好导师。快两点了，丝毫没有困意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