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涛：没有主犯却判“从犯”有罪，法院要掩饰什么
文/杨涛2004年间，原深圳彩电总公司总经理张隆*应上海开开公司及总经理张晨的请求，并在张晨书面担保的情况下，帮助开开公司向其国际贸易伙伴开出的信用证贴现5810万美元，但这110单信用证实际上并无真实贸易背景，而是涉嫌虚报上市公司业绩。事情暴露后，张隆*虽然没得到一分钱，却被以信用证诈骗罪逮捕入狱并获刑15年。日前，根据著名刑法学家、全国人大代表、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周光权教授的质疑，最高人民法院将此案发回上海市高院重新审查。（《法制周报》6月11日）俗话说:“皮之不存，毛之焉附”，但如今，在上海两级法院，却真真切切出现了“不在皮上生长的毛”。拿到的张隆*案两审判决书显示，法院认定张隆*“指使他人使用伪造的信用证附随单据”诈骗开开公司的巨额款项。判决书说:在共同犯罪中，张隆*是“从犯”。但通篇却只字未提谁是主犯，也没有按照司法判决的惯例，将可能是主犯而没有到案的人标明“另案处理”。也就是说，在没有认定“主犯”的情形下，法院凭空搞出个“从犯”，皮没有，毛却有了，不知毛从何而来？有必要给上海两级法院普普法，《刑法》规定，“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”，“组织、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，是主犯”“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，是从犯”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认定一起共同犯罪，至少有两个人以上，而且，如果认定了“从犯”，那么在同一案件中，一定会有主犯。根据司法惯例，如果从犯到案，而主犯一时没有到案，那么，也应当在判决书上，将主犯与从犯在共同犯罪中事实详细叙述，将他们的责任区分清楚，并在主犯姓名上标明（另案处理）。如果一份判决书，光提到“从犯”不提“主犯”，那将滑天下之大稽。这么简单的法律常识，我不太相信上海两级法院会是无意中的忽略，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猜测法官，但这回我却不能不产生质疑。其一，这极可能是“选择性执法”的结果。在本案中，即便是张隆*涉嫌信用证诈骗罪，但是，他并没有直接实施该案，而是帮助上海开开公司及总经理张晨开出信用证，至多算是从犯——事实上法院也是这样认定，如果要说是主犯，张晨或者更多幕后的人才可能是主犯。现在，法院并不问主犯是谁，却揪着从犯不放，这不是“抓了小虾，丢了大鱼”，向全世界摆明了，有关部门是要“选择性执法”吗？其二，这极可能是一场“执法报复”。事实上，张隆*在这起信用证诈骗罪未得分文，而且，“周教授还提出，该案在审判程序中也存在严重问题，案件的关键证人前后证词完全矛盾，但法院却只采信对张隆*不利的话，不采信对他有利的话，同时拒绝证人出庭作证，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。”（见红6月11日陈杰人《刑事判决不能违背常理和法律原则》）因此，张隆*是否涉嫌信用证诈骗罪很值得怀疑。这种情形下，所谓的主犯根本不到场、不亮相，甚至判决中只字不提，会不会是有关部门为报复张隆*所设下的专门陷井，因为，当主犯一出现，张隆*主观上是否有诈骗的故意不是很明了吗？说实话，我非常担心我所提出的两种假设是真正的事实，因为，这不仅仅说明我们司法机关根本不具备审判的业务水平的问题，更重要是，这是一种利用滥用司法权力侵犯公民合法权利，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的问题。可是，要让我相信这种假设不成立，我希望，上海法院能拿出合理的理由来解释这种没有主犯却只有从犯的判决，解释一下主犯到底去那里了？事实上，本案的疑问远远不仅于此，我根本不相信原审法院能作出合理的解释，本案理应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提审，解释这种只有从犯没有主犯的难解之迷。